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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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置身于一个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特别合适用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篇来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有些人身在天堂，另一些人却置身于相反的方向。”在二十多年的转型过程中，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弱势群体规模越来越扩张，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利益群体冲突甚至激烈冲突的现象大量出现，腐败渗透于整个社会有机体，社会不公日益突出，我们关注的农民工被限制、排斥、剥夺、压迫和侵犯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03年中国官方数据为0.458，专家的估计为0.54，而0.4就为国际警戒线，即社会失衡的临界点，0.6则为社会动荡的临界点。中国的弱势群体数量大致为1.2至1.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至14%，中国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按照官方统计是2800万，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是1个亿。诸位是否能想像，在迈向和谐社会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每15个人中就有一位吃不饱、穿不暖。难道诸位不能清晰地感受到身边的社会不公吗？不能深切体会什么是贫富悬殊吗？难道诸位没有听说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位女生捡馒头过日子吗？至少许多研究生交不起学费是你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吧？你们是否听说过西南政法的退休教授患癌症无钱医治？ ( http://www.tecn.cn ) 
    “医疗改革提前送终，教育改革家长逼疯，住房改革口袋掏空，企业改革下岗职工，物价改革涨价成风，国企改革肥了富翁，股市改革股民被蒙，所有改革希望落空，改革越深化，心里越害怕……”。这就是当代民谣勾画出的中国的景象，这些不仅仅是流传的话语，而经常在真实地上演。四川人尤国英在浙江打工，病重，住院，没钱，医院用急救车送她回家，但房东不让进，最后经家属同意把她送到殡仪馆。 ( http://www.tecn.cn ) 
    社会学家孙立平把转型中国概括为一个“断裂的社会”。社会结构断裂，而且已经定型，贫富强弱阶层已经尘埃落定。上层社会由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结盟而成，并且赢家通吃，一个人在某一领域获得优势，在其他领域则可以畅通无阻。而社会底层的人群也日趋定型，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穷人的后代还是穷人，社会底层的人群向“上”流动极其困难，父母职业、家庭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不说别的，单凭教育支出占低收入家庭消费开支的16％，就决定了穷人很难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如果我不是幸运地比你们大上一轮，赶在教育改革前读完大学，必定会像你们中许多人那样为学费发愁；如果你我不是因为幸运，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大学读研，必定还是一位农民或者农民工，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茫然无助，生活困苦。读书难、考大学难、考研难、找工作还难，找到工作也许还要混上若干年才能当上个小科长。女士们先生们，活着不容易啊！要珍惜生活，珍惜今晚我们短暂的相聚！去年圣诞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承认：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最近在上海回应物权法立法进程受阻的事件指出：法学家基本上认为它不违宪，因为这部法律既保护富人的财产，也保护穷人的财产，也鼓励穷人成为富人。穷人成为富人？神话呀！ ( http://www.tecn.cn ) 
    回到主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特别是2000年以来，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状况非常突出，讨薪难成为社会热点，许多人被迫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其中更有部分农民工以自残，甚至跳楼、跳塔吊、服毒、自焚、剖腹等自杀手段相威胁。尽管“以死抗争”的现象由来已久，但转型中国农民工权益受侵犯的程度严重，自杀式讨薪事件频频发生，为权利而自杀的现象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生命如此宝贵，为什么农民工以自杀作为维权手段？八字衙门朝南开，他们为何不利用法院、政府等机构来救济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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